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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筱囡
“我是文艺界中的一名小卒，十几年来日日操练在书桌上与小凳之间，笔是枪，把热血洒在纸上。”——老舍
老舍一生留下了近800万字的文学作品，涉及小说、戏剧、诗歌、散文、相声、鼓词等众多体裁。他笔下曲折的故事、鲜活的人物、通俗的语言、鲜明的地域特征、极具画面感的场景描述、对底层人民的关注，都为作品的电影改编提供了天然土壤。今年正值老舍诞辰125周年，中国电影资料馆在8月中下旬特别策划了老舍作品改编的电影放映，用大银幕回顾老舍的影像之路。
《我这一辈子》
以个体命运窥见历史洪流
《我这一辈子》是第一部登上大银幕的老舍作品，也是1950年最为卖座的电影，由著名导演石挥执导，杨柳青（石毓浔，石挥的大哥）编剧。与原著相比，影片拉长了整个故事的时间跨度，将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中国近代一系列重要的历史节点都呈现在“我”的视角下，以个体命运窥见历史洪流，以时代变迁照见人间悲欢。
故事结尾是影片之于原著改动最大的部分。在老舍笔下，“我”的儿子在外出务工时因舍不得花钱而病死，而“我的眼前时常发黑，我仿佛已摸到了死，哼！我还笑，笑我这一辈子的聪明本事，笑这出奇不公平的世界，希望等我笑到末一声，这世界就换个样儿吧！”故事至此戛然而止。在石挥的镜头中，成了乞丐的“我”望见路中间的巡警，眼前浮现出自己困苦的一生，道出一句“我这一辈子哟！”便死在雪地里，最终没能看到儿子随解放军一同带来的新世界。
这样的结局设计与影片的创作背景息息相关。剧本改编过程中，国内政治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动。随着上海的解放，石挥一边要积极调整心态适应新社会，另一边，哥哥石毓浔被捕对石挥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我这一辈子》便成为石挥为自己正名的希望。
2、昨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称，菲律宾海岸警卫队6日表示，中国最大的海警船停泊在南海“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意在“恐吓”马尼拉。对此，发言人林剑表示，仙宾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不是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中方的军警舰船在仙宾礁附近海域巡航执法，符合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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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是否符合原著”一直是老舍评价改编电影的重要标准，但老舍依旧对《我这一辈子》予以肯定，认为影片“对于原作的精神掌握得很好，演员们大体上也还过得去。不过，最后结尾的一段，并不是原书上的，而是编剧的人加上去的。但大致来说，还算使人满意。”
除去文本改编，《我这一辈子》在镜头调度、演员表演、音乐音响等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准，放在今天来看也毫不逊色。比如，辫子军（定武军）入城后烧杀抢掠，“我”匆忙赶去向巡官汇报，镜头从“我”的侧面近景拉至屋内全景，“我”的紧张喘息被其他巡警的嘲笑声掩盖，极尽讽刺。而“50块买香水，30块卖孩子”这一段落运用的匹配剪辑，则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表达得淋漓尽致。
《方珍珠》
以角色的成长照见老舍的变化
1952年上映的电影《龙须沟》和《方珍珠》都改编自老舍的同名话剧，两部影片延续了原著的精神内核，在情节结构、人物设定上基本没有大的改动，老舍也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相应的编剧工作。值得一提的是，两个故事都以曲艺行当的艺人为主要表现对象，展现他们在新旧时代下的不同境遇，以角色的成长路径来表达老舍自己在这一时期的思想转变。
《方珍珠》是老舍在新中国成立后文艺创作道路上的新起点，是一部“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的习作”。话剧延续了小说《鼓书艺人》的部分情节和人物，故事围绕鼓书艺人“破风筝”展开，着力表现旧社会的艺人如何积极融入新时代，但在人物塑造和叙事结构方面稍显不足。
电影《方珍珠》在这些方面做出调整，除了表现底层艺人在旧社会受到的多重压迫之外，强化了不同行当之间的矛盾，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和个人思想觉悟的提高，各行艺人之间上演了一出真正的“将相和”。
此外，影片选取与角色职业相近的演员出演，如小王玉蓉、侯宝林、郭启儒、魏喜奎等，“破风筝”（陶金饰）的唱段部分则由单弦名家张伯扬配唱。由于影片在台前幕后汇集了一大批专业的曲艺演员，老舍专门创作了6则词作，包括4则鼓书词和2则相声词。多段较为完整的表演内容使影片的风格更加强烈，也为曲艺艺术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
《龙须沟》
让老舍成为“人民艺术家”的故事
《龙须沟》的故事是老舍亲自“跑”出来的，1949年老舍回国后，周恩来总理鼓励他多为人民写作，多写写北京的巨大变化。于是，老舍“抓住臭沟不放”，实地采访搜集素材，用一个半月的时间完成了《龙须沟》的话剧剧本，通过新旧时代龙须沟翻天覆地的变化，歌颂人民政府修沟之举。老舍也因此在当年获得了北京市政府首度授予的“人民艺术家”荣誉称号。
与话剧相比，电影版《龙须沟》以于是之饰演的鼓书艺人程宝庆为核心，通过他在旧社会被恶霸欺凌后落魄愤懑，到新中国成立后重燃生活希望的过程，见微知著地呈现出底层人民在新旧时代迥然不同的生活状态。
影片对新旧时代的隐喻更为鲜明。在空间造型的设计上，前半段着力还原龙须沟旧时遍地污秽、臭气熏天的生活环境，以及杂院各家破败不堪的屋房瓦舍，大量雨景一方面还原了老舍在原著中的描写，另一方面也借此表达整个旧社会的阴云密布。到了后半段，随着新中国的成立，龙须沟各处景象焕然一新，杂院里的破窗烂瓦变得整齐利落，龙须沟也在政府的带领下开启改造工程（现为金鱼池社区），雨夜仍有，但朝阳更甚。
《骆驼祥子》
虎妞的“性格美”领先于时代
二十世纪80年代是文学改编电影的热潮，老舍的文坛地位也重新得到了肯定。1982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先后把《骆驼祥子》和《茶馆》两部经典搬上了银幕。
上世纪40年代末，华裔摄影师黄宗霑就与老舍达成合作，将《骆驼祥子》拍成一部面向美国市场的英语对白电影，老舍还推荐自己的学生出演主角祥子。但囿于剧本改编的分歧、资金预算紧张、政治局势动荡等多重因素，这次跨洋合作以失败告终。
1962年，《骆驼祥子》的故事出现在香港电影市场上，便是袁仰安自编自导的《浪子双娃》。影片对老舍原著进行了大幅修改，“京味儿”文学变为“港式”爱情，不失为一次大胆的尝试。此后，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改编大师”凌子风重执导筒，观众更加熟悉的那个祥子（张丰毅饰）和虎妞（斯琴高娃饰）才终于登上大银幕。
值得注意的是，凌子风导演的《骆驼祥子》也对老舍原著进行了调整，最突出的就是重塑了虎妞这一鲜明的银幕形象。原著中，虎妞是造成祥子悲剧命运的根源之一，人物形象更偏贬义。电影则着力挖掘虎妞的性格美，在她身上看不到女性的娇羞和温婉，她的泼辣与大胆、精明与粗俗，让人物更加鲜活丰满。甚至可以说，虎妞被塑造成为一个领先于时代的新女性。
这种改编方式与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审美趣味不无关联，也充分体现了老舍作品的包容性。胡絜青曾在影片上映前撰文道：“今天，《骆驼祥子》被搬上了银幕，不仅是对老舍的怀念和纪念，而且更有意义的是在洒落同情眼泪之后，使人回味深思：切不能忘记过去，更要热爱今天。”
《茶馆》
让戏剧与电影完美融合
和《骆驼祥子》同样经典的三幕话剧《茶馆》曾被学者称为“中国戏剧史上空前的范例”，老舍在文本中的遣词造句短小精悍、通俗易懂，同时融入了曲艺的音律特色，“京腔”特有的幽默与讽刺使人物更加生动。
电影《茶馆》由谢添执导，“焦菊隐版”原班话剧演员出演，剧本改编以“力求保持舞台风格”为原则，简化过场戏，删去部分次要人物，添加一系列街市的外景镜头。《茶馆》拍摄前，恰逢北影厂刚拍完电影《骆驼祥子》，剧组搭建的“老北京一条街”还没有被拆除，导演谢添在原景的基础上进行调整，使影片具有更强的时代感和生活气息。
当然，《茶馆》中最不容忽视的部分就是北京人艺的表演艺术家们的精湛演技，用三教九流的人物群像，折射出一段历经50年、横跨三个时代的历史变迁。全片末场戏中，王利发（于是之饰）、常四爷（郑榕饰）、秦二爷（蓝天野饰）三位老伙计重聚一堂，感叹乱世中工商农虽是殊途却同归末路的荒谬。掌柜王利发在前景背对镜头，用身体将后景的常、秦二人分隔开来，巧妙利用人物调度和前景遮挡分别道出二人的一生，随后转身面朝镜头，讲述自己一生做“顺民”的凄苦。这一个镜头，将画面构图、演员调度、焦点变换等电影技法，与演员表演、文本隐喻完美结合，戏剧与电影的完美融合莫过于此。
《不成问题的问题》
讲究“说话的门道”赋予人物“暧昧性”
《不成问题的问题》是距离当下最近的老舍文学改编作品，由梅峰编剧、执导，曾获得第29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奖。影片上映后因片中“说话的门道”一度被誉为“职场最佳教科书”，让许多观众燃起了重读原著的热情。
原著在老舍作品序列中是较为特殊的一部，故事跳出北京城，来到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故事一改对底层小人物的描摹和对旧时代的批判，转而聚焦当时中国社会的人情世故。丁务源这个人物的为人处世，完全印证了在当时的社会中，部分中国人“在情理社会中借助人情和面子的运作，放弃的是规则、理性和制度，得到的却是不可估量的社会资源、非制度性的社会支持和庇护及以势压人的日常权威”。原著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辛辣讽刺，在人际关系的你来我往之间，又隐含着对彼时社会根源性问题的思考，这在今天看来也并不过时。
此外，老舍在这篇小说中并没有采用地域特色鲜明的语言形式，而是以冷静、客观的行文为故事增添了一种寓言气质——只陈述事实，话外之意需要自行体悟。这种字里行间的“分寸”与“尺度”使文本与人物形成高度统一。电影版在延续原著精神内核的同时，充分运用中式美学来达成文本、人物、影像之间的和谐。
首先是文本上的“留白”。丁务源（范伟饰）几次离开农场办事，但影片从未交代他办的什么事，只是从只言片语中透露一二。对于丁务源的来历，原著中不曾提及，只说是“走南闯北各种事情都能领略在心”，电影中也没有用善恶对立的方式来塑造他，而是赋予他一种虚实难辨的“暧昧性”，为观众带来深入思考的余地。
其次是画面上的“工整”。影片采用黑白色调呈现，布景简洁明了，运用了大量“画框中的画框”的构图方式，结合固定镜头、长镜头、大景别镜头，营造出一种空间上的疏离感，与故事中微妙的人际关系形成呼应。这种虚实交错、情景交融、言有尽而意无穷，颇有上世纪40年代《小城之春》的文人电影气质，影片也成为“新文人电影”的代表。
导演谢添曾说：“老舍的艺术风格不是由舞台或电影处理所决定的配资杠杆炒股有用吗，而是来自生活，来自他对社会生活深刻的理解、独特的体验和发现，来自他在长期审美表现中所形成的艺术个性。”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我这一辈子》等片，还是上世纪80年代重回大众视野的《茶馆》《骆驼祥子》，抑或是2017年上映的《不成问题的问题》，这几部影片在精神和气韵方面都在继承原作的基础上，加入了创作者对自身所处时代的理解和表达，用影像为老舍文学续写新的生命篇章。